大衛鄧恩：阿森納融入了我的血液，現行的英超財政規則應該推翻

體育播報3月2日宣 英國《泰晤士報》記者大衛-沃爾什專訪了大衛-鄧恩，現代足球的奠基人之一。這位前阿森納副主席講述了他在監獄的工作、離開阿森納的經歷，以及為何英超應撤銷對曼城的法律訴訟。

沃爾什寫道：在貝爾馬什監獄的一間大禮堂里，我們大約20個人就座。我左邊的那個人來自曼徹斯特，三十五六歲的樣子，他是個狂熱的曼聯球迷。我們聊起了足球，他笑著說，作為一名曼聯球迷，在這樣的時期入獄倒也不算太糟。我右邊的那個人做了自我介紹說他來自索菲亞。他有些生意伙伴是俄羅斯人，而他卻陰差陽錯地被關了進來。他說這太荒謬了。

他們和其他囚犯來聽大衛-鄧恩的演講。鄧恩曾是阿森納的董事兼副主席，也曾擔任英足總副主席。在足球世界里，他曾經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。亨利曾說：“鄧恩先生永遠是阿森納先生。” 伊恩-賴特則說：“這個人我愿意稱之為我的父親。”

81歲的鄧恩從英超聯賽誕生之夜的故事講起。當時的五位奠基者分別是：菲利普-卡特爵士（埃弗頓）、馬丁-愛德華茲（曼聯）、歐文-斯科勒（熱刺）、諾埃爾-懷特（利物浦）和他自己。

每個人都發誓要保守秘密，他們在南岸的倫敦周末電視臺總部（LWT）會面，因為LWT的節目總監格雷格-戴克一直是他們的參謀，也是他們信任的媒體高層。鄧恩回憶，當時的會議室里，最有可能反對脫離英甲成立新聯賽的就是懷特。

鄧恩說，他們的計劃是組建一個新的聯賽，并拉攏當時所有的英甲球隊加入。戴克想知道他們是否有勇氣做這么大膽的事。“如果我們組建起一個新聯賽，你會購買轉播權嗎？” 鄧恩問道。“我當然會買！” 戴克回答道。輪到懷特發言時，他冷靜而堅定地說：“那我們就干吧。”

就這樣，英超誕生了。后來戴克說：“沒有大衛-鄧恩，就不會有英超。”

那是過去的輝煌。如今，他已步入耄耋之年，卻將大部分時間投入到監獄工作中，與犯人交談，并盡他所能推進 “結對項目”。這是他七年前發起的一個慈善項目，旨在讓監獄與足球俱樂部結對，在監獄里開設教練和裁判課程。其目的是幫助服刑人員獲得資格證書，以便刑滿釋放后他們能順利找到工作。

他的精力驚人。面對囚犯們，他充滿活力、思維敏捷。娓娓道來一個個足球故事，并將其中的經驗教訓與人生智慧融合。他的演講持續近一小時，最后還設置了一輪提問環節。那些認真聽講的囚犯紛紛舉手，回答幾乎全部正確。當演講結束，掌聲雷動。

“有些人認為監獄是懲罰人的地方，” 鄧恩說，“但我不這么看。我認為進監獄本身就是一種懲罰。你失去了自由——那是我們最寶貴的東西。你丟了工作，失去了自尊，常常還會失去伴侶，失去很多朋友。

“你已經跌到了谷底，所以監獄必須努力讓犯人成為更好的人，這樣他們重新回歸社會時才不會再犯罪。在英國，對犯人的改造工作做得并不好。”

“結對項目”每年需要籌集200萬英鎊來滿足課程需求。憑借他在足球界的人脈，這個目標似乎并非遙不可及。但鄧恩苦笑道：“無論我的人脈有多廣，為監獄里的犯人籌錢依然極其困難。”

這是因為人們不愿意幫助那些陷入困境的人嗎？“完全正確。當你與像大奧蒙德街兒童醫院、阿爾茨海默癥研究機構、狗狗信托這樣的大型慈善機構競爭時，監獄慈善總是排在最末位。但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問題，總得有人關注這件事。”

然后他列舉了一些數據：“結對項目” 已經在監獄里為4524名犯人提供了課程培訓。其中，有3330人順利結業。在監獄里，申請課程的人數遠超可提供的名額。優先權通常給予那些即將刑滿釋放的囚犯。

“如果他們在出獄前完成了課程，他們會帶著一種成就感離開監獄，知道自己有了一項資格證書，這讓他們有機會找到有報酬的工作。” 鄧恩說。

“每當我們讓這些人不再重新犯罪，納稅人每年就能節省5萬英鎊。而一項為48名囚犯開設的課程只需花費1萬英鎊。如果這個群體中有10%的人，比如說5個人不再重新犯罪，那么納稅人每年就能從這1萬英鎊的投資中節省25萬英鎊。”

“這是顯而易見的好事，更何況參加課程的人在監獄里的行為也有所改善，因為他們可不想失去參加課程的機會。”

我想到這位81歲的老人穿梭于各個監獄之間，宣揚改造和給予第二次機會的理念，這讓我想起了溫格曾經對他的評價：“大衛活得就好像死亡并不存在一樣。”

然而，在2007年4月18日星期三的那個下午，鄧恩的一部分已經死去。

前一天晚上，阿森納在酋長球場以3-1擊敗了曼城。當時的俱樂部主席彼得-希爾-伍德問他第二天下午5點能否見面，并強調“事情非常重要”。在槍手擔任了24年副主席的鄧恩隱隱感到不妙，因為他一直認為阿森納需要外部投資，而董事會卻強烈反對。鄧恩曾與包括斯坦-克倫克在內的潛在投資者談過，但沒有告知董事會，這導致雙方的矛盾加深。

在與希爾-伍德會面之前，鄧恩擔心俱樂部可能會想開除自己，但他并不真的相信這會發生。然后主席在會面時宣布了：董事會一致同意后決定，他必須立即離開阿森納。不是在月底、也不是在周末，而是當天17點。“從你的桌子上拿走你需要的東西，然后離開。”

在回家的路上，他試圖給妻子芭芭拉打電話，但他的手機已經被俱樂部停機了。在為俱樂部工作了24年后，如此殘酷的離開方式讓人難以接受。我想知道這是否仍然是他心中的傷痛。“是的，是的。但我們得繼續前行，” 鄧恩說，“無論我走到哪里，我仍然會自豪地戴著我的紅色圍巾。”

他不是一個會一蹶不振的人。有一個關于1971年足總杯決賽的故事，當時查理-喬治的精彩進球幫助阿森納贏得了雙冠王。鄧恩和他已故的哥哥阿諾德以及阿諾德9歲的兒子艾倫一起去看了比賽。兩個大人有票，還希望能給艾倫弄一張票。在體育場外，黃牛只收不賣。鄧恩把自己的票給了艾倫，告訴阿諾德他會從黃牛那里再買一張票，然后和他們會合。

最終他沒有買到那場決賽的票。“我記得那些晚到的人沿著溫布利大道走向賽場，而我卻流著淚往回走。我回到家，在電視上看了比賽。那時我住在坦普爾福瓊附近，離戈德斯格林不遠。” 想到他的侄子代替他在現場看比賽，他的眼淚很快就干了。

沒人應該同情鄧恩，因為他不需要同情。被阿森納掃地出門后，他決定出售自己在俱樂部近15%的股份。1983年，他以27.5萬英鎊的價格買下了這些股份，他相信希爾-伍德的話——這些股份永遠不會有回報，因為足球俱樂部不賺錢，也不會真正增值。當然，這是在英超聯賽開始的九年前。

在被從阿森納董事會除名的四個月后，他以7500萬英鎊的價格將自己的股份賣給了由烏茲別克斯坦商人阿利舍爾-烏斯馬諾夫和倫敦投資者法哈德-莫希里共同擁有的投資公司 “紅與白有限公司”。他為 “紅與白有限公司” 工作了一年，當時該公司試圖收購阿森納，但最終輸給了克倫克。

鄧恩又回到了自己的起點，他現在只是一個鐵桿阿森納球迷。“我有四個俱樂部座位，這感覺很奇妙，因為它們就在董事包廂旁邊，” 他說，“這家俱樂部融入了我的血液，我希望看到他們取得成功。我也會去看一些客場比賽，特別是那些我和對方董事會成員很熟的比賽。在客場比賽時，這些俱樂部非常友好地讓我進入董事包廂，還在里面給我安排座位。”

他為英超聯賽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，但希望聯賽能更加和諧。“我對目前的爭吵很不舒服，其中很多都是圍繞著財政公平競賽規則展開的。我希望看到孩子們在球場上友好地玩耍，但目前的情況并非如此。無論我能做些什么來改善這種情況，我都很樂意去做。”

“就我個人而言，我認為現在的財政規則應該被廢除，我們應該用一個新的方案重新開始。目前的規則不起作用。曼城最近有一起針對英超聯賽的訴訟并勝訴了。然后又會有另一起訴訟，之后還有115項指控等待法院做出裁決。

“現在每個參加英超聯賽會議的俱樂部都會帶一名律師。我最近看了利物浦對陣維拉的比賽，那是一場精彩絕倫的對決。我希望人們談論的是足球，而不是被法律問題淹沒。聯賽居然對自己的成員采取行動，這讓我很不舒服。我知道現在的情況和我過去與肯-貝茨、羅恩-諾茲或山姆-哈曼（分別是切爾西、水晶宮、溫布爾登和卡迪夫城的前任老板）激烈爭吵的時代不同了，那時爭吵過后我們還會一起喝杯茶，握手言和。”

他的意思是說，他希望看到全面大赦，讓每家俱樂部在修訂后的規則下重新開始嗎？“我會這么做，” 鄧恩說，“我認為這是有必要的，但現在的法律訴訟已經不受控制了，而且占用了英超大量的時間。這讓聯賽花費了5000萬英鎊，我寧愿看到這筆錢投入到青訓或基層足球中。現在發生的事情太瘋狂了。”

這種著眼大局的能力對他很有幫助。在大多數人之前，他就看到了英超聯賽的潛力。是他預見到了溫格能為他的俱樂部帶來什么，也是他說服了這位法國人來到英格蘭。1996年這位新主帥到來時，阿森納俱樂部的股票價值是每股800英鎊。2018年溫格離開的那天，每股的價值是17000英鎊。

溫格執教的第一個十年是阿森納俱樂部歷史上的一段特殊時期。鄧恩與溫格的關系依然很親密，他曾稱溫格是他最親密的朋友。他說，自己和那個時代的球員們之間也仍然有情誼。

而他在81歲的年紀，依然精力充沛。“我現在正在做一個大項目，試圖讓大家重新聚在一起，圍繞‘無敵之師’（20033/04賽季的阿森納隊）制作一部紀錄片，” 他說，“這件事從來沒人做過，我們試圖把28名球員和12名幕后工作人員召集起來。他們分散在世界各地，所以這很難。因為這是21年前的事了，從那以后就沒人做過。”

“本賽季踢了10場比賽后，就沒人有機會復制‘無敵之師’的賽季了。所以這個故事必須被講述出來，不只是為了阿森納球迷，也是為了全世界。溫格支持這個項目，我們已經選定了一家制作公司，之后會把項目交給主要的電視臺，最終由他們來播出。我們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工作團隊，包括阿爾塞納（溫格）、萊曼、埃杜、吉爾伯托-席爾瓦、馬丁-基翁、索爾-坎貝爾和我自己。”

“我們希望在接下來的三到四個月內就開始拍攝，盡早進行。我們希望明年能推出這部紀錄片。那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。”

在與鄧恩相處的時光中，令人難忘的一幕是他在貝爾馬什監獄演講結束后的20多分鐘。他輕松地與囚犯們交談，溫和地詢問他們來自哪里、覺得監獄生活如何、每天在牢房里待幾個小時、還有多久能獲釋。

我想起了我見過的所有富人，試圖找出一個像他這樣做事的人，最后得出結論，鄧恩是獨一無二的。